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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序 杂览主义与自由表达 由于职业的关系,我人生和工作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用来阅读的,因此我又常常自诩是一名“职业读书人”。不过,我通常会把自己的阅读生活截然分成两个不同的部分。 首先是我编辑出版职业需要的阅读工作,我称之为“干活儿”。这样的阅读总是以字数来计算的,而且有任务的要求;虽然这部分阅读也会有读到“手不释卷”的机会,却是少之又少的——因为大部分文字作品(书稿)是需要出版,而不是真正值得出版;这也是如今好书难寻、精品难觅的缘由所在吧。由此说来,我大部分的职业阅读,都是被迫读一些不忍卒读的书稿文字,特别是读那些出版后连作者本人都可能懒得再读的“著作”(多为评职称作品)的时候,对于我无异于“炼狱”般痛苦。可是没有办法,以此为自己的谋生手段,也只好这样“阅读并痛苦着”了。 另一部分当然就是我的快乐阅读生活了,也有高明人士称之“悦读”。我不能说自己是天生爱读书的人——毕竟对于自己前世什么样不敢妄下结论,说是“后天爱读书”却也是不错的事实。回忆自己几十年走过的人生道路,我似乎真还举不出一件比阅读更令自己快慰的事情来。因此,今天如果说我还有什么人生理想追求的话,有足够多的精力、时间和资本,放下一切俗务,读自己喜欢的书就平生满足了。 在阅读的问题上,我一向奉行“杂览主义”(李书磊语),坚持读书无禁区,从兴趣出发、从爱好出发、从困惑出发。25岁以前的青春时代,也就是自己的学生时代,从中学至大学,我是个不折不扣的“文青”(文学青年),整日做的都是文学梦——这几乎也是上个世纪80年代所有青年人的梦想。那时,对于文学书籍,我充满了无限的激情,古今中外文学名著、当代文学作品,都是自己如饥似渴追逐的对象。有些作家和作品甚至影响了我后来的人生轨迹,比如托尔斯泰的《复活》,加西亚·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,罗曼·罗兰的《约翰·克利斯朵夫》,北岛的诗,张承志、路遥、张爱玲、王小波的小说等。25至35岁的时光,进入工作和家庭生活以后,我焦躁不安的心渐渐平静下来,开始思考一些与青春与爱情与理想无关的、更加现实的社会问题。这便是我的“愤青”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