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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的心狠狠一揪,又骤然一松。还活着。至少还活着。 “药?”我压低声音,几乎只剩口型。 他推车的动作顿了顿,没回头,声音压得更低,混在车轮声里:“……多。白的,黄的……针。” 白的,黄的……针。更多不同的药,还有注射。 他们要“维持她的基本生命体征”,但同时,恐怕也在继续观察“项目中断”后的数据,或者,干脆把她当成了一个可以随意处置的、无人在意的活体样本。 一股寒气从脊椎骨窜上来。我必须加快。 那个勤杂工再也没有对我说过话,也没有再接受我任何东西。但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诡异的默契。每天那个时间,只要可能,我会出现在草坪附近。有时他能给我一点极其模糊的信息:“闹过”,“安静”,“换了瓶”。有时什么也没有。但这些碎片,已经足够我拼凑出沈遇春在承受着什么——一种被遗弃的、无望的、仅剩生理机能被维持的折磨。 机会在一个闷热的傍晚来临。天气预报终于发布了暴雨预警,空气闷得人喘不过气。疗养院因为线路检修,部分区域供电不稳定,灯光明明灭灭。护士站的人抱怨着天气和故障,显得有些焦躁。李医生下午请假离开了,据说家里有事。 我知道,不能再等了。 我溜进洗衣房,摸出了一套稍微合身点的旧病号服,又从一个遗忘在角落的工具箱里,找到一把生锈但还算牢固的钳子。我把它们和我鞋底那张折叠的信笺,一起藏在老槐树下那个我早就看好的、松动的砖块后面。 然后,我回到病房,等待着。 夜色渐深,暴雨的前兆越来越明显,风声呜咽,刮得窗户哐哐作响。疗养院似乎比平时更早地陷入了沉滞。或许是因为天气,或许是因为人心浮动。 大约晚上九点,停电了。不是部分,是全院。应急灯在几秒钟后亮起,发出惨绿幽暗的光,只能照亮短短一截走廊,反而让阴影显得更加浓重。 抱怨声,呵斥声,病人不安的嘟囔声从各处传来。混乱开始了。 我悄无声息地溜出病房,贴着墙壁的阴影,快速移动。先去老槐树下取出东西,将旧病号服套在外面,掩人耳目。然后,我朝着观察楼的方向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