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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过村口大槐树,听见大伯娘和几个婶子嗑瓜子。 “你家小凤这回彩礼,这个数吧?” 一只手比了个八。 “八千?哪能!二十八万!县城一套房的首付呢!” “啧啧,还是女娃值钱。” 我背着一筐猪草,僵在土墙后。 我在这个家整整十九年。 从记事起,喂鸡、做饭、带弟弟。 十岁,弟弟吃完白面馍去上学,我喝稀粥做家务。 十五岁,我去镇上电子厂,流水线一站十二个钟,工资全交。 十八岁,爹数着弟弟的彩礼单子,叹口气: “再干一年,帮衬你弟一把,爹肯定给你找个好人家。” 今年十九岁,爹娘收了村东头老光棍的彩礼,要把我卖了。 我放下背篓,猪草洒了一地。 转身去了镇上的代售点,用最后五十块钱,买了一张南下的站票。 绿皮火车还有二十分钟进站。 我缩在候车室最角落的柱子后面,心脏跳得像要从喉咙里蹦出来。 手里的车票被汗水浸得湿透,皱成一团。 这是我唯一的生路。 只要上了车,我就能活。 “死丫头片子!我就知道她往这儿跑!” 一声暴喝,像惊雷一样炸在候车室大厅。 我浑身一抖,猛地抬头。 入口处,我爹陈大强手里拎着根扁担,满脸横肉都在抖。 旁边跟着气喘吁吁的弟弟陈耀祖,正指着我的方向:“爹!在那儿!柱子后面!” 我脑子“嗡”的一声,拔腿就往检票口冲。 “抓住她!抓小偷啊!这死丫头偷了家里的救命钱要跑!” 我爹这一嗓子,吼住了周围所有的人。 检票员愣住了,前面排队的大叔下意识地伸手拦了我一下。 就这一下,完了。 一只粗糙的大手死死薅住了我的头发,猛地向后一扯。 “啊!” 头皮像是被撕裂,我整个人向后仰倒,重重地摔在水泥地上。 “跑?老子让你跑!” 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