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在纺织厂的车间里踩着缝纫机，工友突然递给我一个铁皮青蛙。

那只青蛙掉漆了，是我当年送给下乡知青的定情信物。

我心头猛地一跳，知道是他。

可他考上大学走的那个雨夜，明明说让我别等，找个老实人嫁了。

我不知道他现在衣锦还乡，又想演哪一出戏。

工友传话说：“他在厂门口，说一定要见你。”

“手里拿着两个去上海的指标，问你走不走。”

去上海？

看着手里生锈的玩具，觉得悲凉又可笑。

我现在是厂里的劳模，还要靠男人施舍未来吗？

我踩下踏板，继续手里的活计。

下班后，我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把那个铁皮青蛙砸扁，卖给了收废品的。

下班铃拉响的时候，车间里炸开了锅。

只有我没动。

我低着头，把最后一道线头咬断，利落地叠好成衣。

旁边的王大姐一边摘套袖一边凑过来，眼神里是藏不住的羡慕。

“苏青，你真不去看看？那可是上海啊！”

“听说林文远现在出息了，调到了大单位，还要把你和孩子接去大城市享福呢。”

“两个上海户口的指标，这可是咱们想都不敢想的金饭碗。”

我把砸扁的铁皮青蛙扔进废料筐里，发出一声脆响。

“那是他的上海，不是我的。”

我推起二八大杠，走出了车间。

王大姐被我噎了一下，还在后面喊：“苏工，你也要为孩子想想啊！

那是孩子的前途！”

我脚步顿了顿，没回头。

“我这辈子都不进城，也不稀罕他的指标。”

出了厂门，天已经擦黑了。

我也没回筒子楼。

那个家，窗户缝是用林文远当年的情书糊住的，看一眼都觉得讽刺。

我骑着车，绕过喧闹的菜市场，去供销社排队买了一包大白兔奶糖。

售货员小张看我一眼：“苏姐，又买糖啊？这糖贵，五分钱一块呢。”

我把卖废铁换来的几张毛票展平，放在柜台上。

“买，孩子爱吃。”

趁着夜色，我骑车上了后山。

这里以前是乱葬岗，后来也没怎么规划，只有几座孤坟。

风很大，吹得领口灌冷气。

我看坟的大爷正坐在茅草屋门口抽旱烟，看见我，把烟袋锅子在鞋底磕了磕。

“苏工，大年三十的，你又来了。”

“嗯，来看看。”

大爷叹了口气，没拦我，只是把一盏昏黄的马灯递给了我。

我拎着灯，熟门熟路地走到最角落的一个小土包前。

没有立碑。

只有一块我亲手劈的木板，上面用红漆写着几个字。

我不怕鬼，也不怕黑。

只怕这里太冷，孩子一个人睡不踏实。

我把那一整包大白兔奶糖剥开，一颗一颗，整整齐齐码在木板前。

“念儿，妈来看你了。”

“供销社新进的糖，听说是上海小孩最爱吃的，妈都给你买来了。”

“你说你想吃甜的，想吃很多很多甜的，这次管够。”

我一边絮叨，一边伸手擦拭那块木板。

木板粗糙，刺痛了指腹。

上面的字迹被风雨侵蚀得有些斑驳。

旁边父亲的那一栏，原本写着那个名字。

后来被我用修脚刀，一下一下，连着木屑一起剜掉了。

现在的是一个凹痕。

就像我心里的洞，也是空的，呼呼漏着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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