四年后我在香港湾仔开了一家裁缝铺。

门脸不大，做街坊的生意。

母亲的身体养了两年才好转，我把她和外婆一起接过来了。

外婆不惯南方的潮湿，但是喜欢茶楼的虾饺。

母亲在铺子里帮忙，绸缎庄出身的人挑料子的眼力比我好，客人们都信她。

日子一天接一天，平淡安稳。

我把那块怀表放在床头柜的抽屉里，每天晚上睡前拿出来上一次发条。

嘀嗒嘀嗒，走得很准。

有时候会把纸条拿出来看，折痕已经磨毛了，字迹还是清清楚楚的。

民国二十八年，日本人打到了广州，香港也不太平了。

街上多了大批从内地逃来的人，裁缝铺的生意反倒好些。

有一天傍晚我正准备关门，对面烟纸店门口站了一个穿灰色长衫的男人，手里捏着一份报纸。

帽檐压得很低，只露出下巴。

下巴上有一点胡茬，和一道细细的疤。

我手里的钥匙当啷掉在地上。

他折好报纸夹在腋下，转身走了。

步子又快又稳。

每一步落点都那么准。

隔壁卖凉茶的陈姨探出头来问我：“阿宁你怎么了？”

“没事。

锁有点涩。”

我蹲在地上捡钥匙，三分钟才把门锁上。

再抬头，烟纸店门口空了。

那天夜里打开怀表，里面多了一张纸片，不知什么时候被人塞进去的。

纸片上四个字。

“莫要回头。”

笔迹跟那张戏词一模一样。

我把纸片叠好，夹进怀表盖子内侧，和那句“看前面，黑洞洞”

靠在一起。

合上盖子。

嘀嗒。

嘀嗒。

那就不回头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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