离开上海那天是阴天，江面起了薄雾。

十六铺码头。

我提着旧皮箱站在栈桥上，等开往香港的客轮。

码头上人挤人。

三号仓库就在身后不远处。

铁皮门关着，门口一条旧警戒线还没撤，黄色的纸条被风卷得翻来翻去。

父亲死在那儿。

汽笛闷闷地响了一声，远处有轮船的影子在雾里晃。

我弯腰提起皮箱，往登船口走。

一个搬运工从旁边路过，肩上扛了一卷苇席，鸭舌帽压得很低。

他的肩膀撞了我一下。

不重。

一个硬东西被塞进我的手心里。

沉甸甸的。

我攥紧了，没回头。

他已经走远了。

苇席遮住了大半个背影，只看得到一双布鞋，步子又快又稳。

跟跑马场牵着马走路的步子一样。

跟雨夜送我回家时走在马路那侧的步子一样。

跟仙乐斯拦住白西装男人时从吧台走过来的步子一样。

我登了船，找到铺位，箱子塞到床底，坐在窗边。

拳头松开了，是一块怀表。

铜壳的，有年头了，壳子磨得发亮，边缘有一道浅浅的刮痕。

我按开盖子。

里面没有照片。

表盘里卡着一张卷得极细极细的纸条。

手指头抖得几乎捏不住那巴掌大的纸片。

字很小，毛笔写的，一横一竖都带着锋。

我认得这笔迹，外滩公园他在画纸角上签名，一模一样的笔锋。

纸条上写：

“看前面，黑洞洞，定是那贼巢穴，待俺赶上前去，杀他个干干净净——”

《挑滑车》。

高宠赴死前的唱词。

明知前面是死路，还是往上冲。

汽笛长鸣，客轮缓缓离岸。

十六铺码头一寸一寸退远了，码头上的人越缩越小，搬运工的影子早不见了。

黄浦江的水浑浊，浪头拍着船身，哐当哐当地响。

我把怀表贴在胸口，捂了很久很久。

铜壳是凉的，捂着捂着就有了温度。

他没死。

报纸上那个“急病身亡”

是假的。

码头上搬运工撞我肩膀那一下是真的。

他消失在十六铺码头的人群里，跟消失在后台巷子里的黑暗中一样，跟消失在仙乐斯的舞池边一样，跟消失在每一个他突然出现又突然离开的地方一样。

藏青色的旧西装外套在风里摆了一下。

就那么一下。

然后就没有了。

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。

不知道他从哪儿来，往哪儿去。

我只知道他胳膊上有旧伤。

他喝最便宜的威士忌。

他的枪花耍得满堂彩。

他在雨夜递给我一把弯了骨架的伞。

他在馄饨摊给我添了一碗紫菜汤。

他在后台巷口用拇指擦掉我的眼泪，贴着我耳朵说了一句救全家性命的话。

他演的高宠，明知要死也往前冲。

客轮过了吴淞口，江面宽了，风急了，浪也大了。

我扣好怀表，连着那张纸条，塞进旗袍贴身的内袋里。

船朝南开，往香港。

上海在身后越来越远，越来越小，最后变成雾里一条灰色的线。

怀表贴着皮肤，嘀嗒嘀嗒地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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