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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狱的第五年,我第一次见到了母亲沈华兰。 她是站在医学界顶峰的心外权威,也是那个亲手将我推入深渊的罪魁祸首。 她依旧习惯性地安排,习惯性地高高在上: “苏叶,还有三天你就出狱了。” “妈妈在瑞典给你联系了最好的疗养院,还帮你申请了那边的医学旁听资格。” 她以为我还是那个渴望她一点点关注、为了她一句夸奖拼命练缝合线的小女孩。 可我只是不耐地打断她的喋喋不休: “沈教授,不用麻烦了。” 她不知道。 半年前,同监舍的一个重刑犯阿婆癌症晚期,疼得受不了。 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后给过我温暖的人。 所以,我选择帮她解脱。 我利用监管漏洞,帮她实施安乐死。 作为代价,我被判了死刑。 三天后,确实是我离开这里的日子。 不过,不是出狱,是赴死。 她见我不为所动,声音里多了一丝急切与不易察觉的恳求: “苏叶,你在听吗?妈妈这次是真的” 我抬眼看她,目光平静无波,直接截断了她未尽的承诺与表演: “我的事,就不劳您费心了。” 探视时间快到了。我将电话放回原位,准备起身。 “苏叶!” 她猛地站起,双手按在玻璃上,声音透过话筒传来,带着一丝颤抖: “你还在恨妈妈,对不对?当年当年妈妈也是迫不得已!” 迫不得已。 我已经无力争辩,没有回答,只是对她微微颔首,算是告别。 然后,我转身,径直走向那扇沉重的铁门。 身后,是她压抑的哽咽和玻璃被徒劳拍打的闷响。 我没有回头。 走出探视室的那一刻,我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。 回到监舍,冷风灌进领口,我不由得打了个寒颤。 我挽起袖子,露出小臂上密密麻麻的伤痕。 那是这五年来,每一个被噩梦惊醒的深夜,我用指甲、用牙刷柄、用任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