迟爱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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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见到迟爱农，大抵有三次。 第一次，是暂住漱水镇的当天。我走在长街上，进了一家老字号的酒馆，门外挂著一条方正的匾额，写著“咸清酒店”四个细长的篆体。我寻到一张靠墙角的茶桌，独自坐下。然而等待许久，也不见店中的伙计上前来询问。我的胸中有些郁卒，感到被忽视的不快。这种情形已经是常见的了。 这时民国成立，大约已经有好几年，我记不清。我的样貌应该是年轻的，然而我的记忆，却在十年前就衰退了。有些事情和人，模糊地浮在眼前，怎么也看不通透。 店中三三两两，坐著些身穿长衫马褂的闲人。多是年岁有些高的，刁著粗的烟杆，带著瓜皮的小帽，有的甚至没有剪辫分发，拖著条花白的长蛇在脑后，偶尔应和著点头，那长蛇便在背上晃晃悠悠，击打摇摆。 我坐在桌边，恹恹欲睡。窗外穿著短衫和抿裆裤的卖掸子少年沿路吆喝著，渐渐的近了，又渐渐的远了。隔桌的人在闲谈，声音高高低低地传来，有些含混不清。大抵便是世道如何不太平；发传单的学生在街上被人用机关枪射死了；有些人全家跑路，逃到洋人的租界去；烟又涨了价，更加难买到；等等，等等。 我的酒，仍然没有端来。我看著空空的桌子，心中不是滋味。那小二大约是见我面生，好欺负罢。 这时店中走进一个高大的男人，径直去了柜台，向掌柜要酒吃。我听见四周的声音瞬间低下去，低下去，然后又开始窃窃私语，终于恢复了正常。 他长得实在是英俊，也早就剪去了辫子，留著一头短短硬硬的发。然而他的长衫却又脏又破，仿佛许多年没有换洗，几乎看不出原有的形状。他从怀中掏出一个油布的纸包，打开来，里面又是一层皱的手帕，再揭开一层，这才露出几角污损的大洋。他将大洋抓在手里，向掌柜推过去，低声说道：“一碗黄酒。” 然而掌柜却不接，拿青白的眼角瞟了他一瞬，懒懒地说：“黄酒，早就卖光了。”他愣了一愣，望著墙角一排棕红的酒坛，说：“那里不是还有许多么？”掌柜甩了甩手中的抹布：“你要买，便买一整坛，你喝剩的那一坛，让我卖给谁去？”他的脸瞬间变得通红，嘴唇动了动，却说不出话。四周有人低低地笑，他更加手足无措，呆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