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退休前的最后一个下午,周维安在清理办公室抽屉时,翻出了两张大红的结婚证。 第一本,照片上的他戴着副笨拙的眼镜,身旁的梁晓丽扎着马尾,青春逼人,两人都努力抿着嘴,想压住那份属于1995年的羞涩与憧憬。第二本,是2005年,他与李静并排坐着,他已发福了些,脸上是得l的微笑,李静温婉地靠向他,像一幅标准夫妻合影。 他把两本证件并排放在桌上,午后的阳光斜照进来,给它们镀上一层不真实的金边。三十年岁月,两张薄纸。 电话突然响起,是大女儿婷婷,语气带着她惯有的、对他这个父亲的微词:“爸,萌萌的毕业典礼你到底来不来?别又说单位走不开。” 他望着那两本结婚证,喉咙有些发干。半个世纪的人生里,他总是在扮演各种角色:梁晓丽的丈夫,李静的丈夫,婷婷的父亲,萌萌的父亲。他努力维系着每一种关系,像走钢丝的人,生怕一阵风来,就失去平衡。 而此刻,听着电话那头女儿的抱怨,他忽然清晰地意识到:所有这些身份,都即将被“退休老头”这个称呼覆盖。他为之奔波、焦虑、喜悦、疲惫的半生,就这样悄无声息地,被锁进了这两个褪色的红本子里。 半生过去了。他好像终于成了时间的富翁,却不知该消费些什么。 一九九二年的夏天,风里裹挟着一种前所未有的躁动。报纸上,“东方风来记眼春”的标题墨迹未干,南方传来的消息像蒲公英的种子,飘进北方这座保守的工业之城,在每一个年轻的心房里搔刮。大学校园的布告栏前,人头攒动,分配工作的名单用毛笔誊写在大红纸上,墨迹淋漓,仿佛决定着每个人命运的走向。 周维安挤在人群中,汗珠从额角滑下。他的目光在密密麻麻的名字间搜寻,最终定格在“省机械工业研究所”那一栏后面,跟着自已的名字。他轻轻吁了口气,心里那块自父亲病重后就一直悬着的石头,暂时落了地。这是个好单位——l面、稳定,意味着城镇户口、粮票和一份虽不丰厚但按月发放的工资。对许多人来说,这已是梦寐以求的归宿。 “省机械研究所?行啊维安,以后就是国家干部了!”一只大手重重拍在他背上,是睡在他上铺的张大军。大军嗓门洪亮,带着...